中国――一则动人的爱的故事

　　译者按：Parade 周刊是美国的一份杂志，在北京奥运会之前，7月20日出版的一期上面刊登了一篇题为“中国――一则动人的爱的故事”(Inside China: An Amazing Love Story) 的文章。我将它略加改动，翻译出来，供国内读者参考。

邢永珍（译者按：根据英文名字Xing Yong Zhen翻译），您在哪里？我们谢谢您！给一位美国朋友留下那么美好的永远记忆。

据说，二百多年前拿破仑曾经说过，“中国像是一只沉睡的狗(译者按：一说为“狮子”)，不要去警醒它；因为它一旦醒来，全世界都会发抖的。”

这些日子正是如此。中国正从数百年的沉睡中苏醒过来。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因为看到的东西而发抖。我们异口同声地谴责中国：那“豆腐渣”工程；那西藏骚乱；那不得不回收的众多玩具……

这段时间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，这一切不难理解。但是我却不然。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踏上这块土地以来，我一直是中国和中国人的钦佩者。当时毛泽东还统治着中国。我特别钦佩中国在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。大约15年前，我在中国西部沙漠深处遇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子。正是她的故事让我懂得了这块土地上――现在人们还把它叫做“中部王国”――一切美好的事物。

当时我在香港居住。一次，我和我的朋友乔治决定乘火车去西伯利亚。我们觉得这样的旅行会充满乐趣。火车会经过世界上最荒凉的沙漠：塔克拉玛干。这名字的意思是“进得去，出不来”。

火车旅程开始不久，沙漠便进入我们的眼帘。荒凉的沙丘无边无沿地从铁路两旁伸展开去。两个来小时以后，火车突然停了下来。四周什么也没有，没有城市，没有建筑，三三两两的人，屈指可数。警卫人员告诉我们说，要在这里等半个小时。于是我们便去找工程师聊天。刚聊一会儿，我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女子清脆的声音。

“下午好”，她用英语对我们说。语音挺纯正，没有中国人常有的乡音。“你讲不讲英语？”

我迅速转过身来。只见一位身材高大、脸带笑容的美丽女子。她的衣着也很时髦。我告诉她说我能讲英语。

她看了看手表说，“好吧。火车会在这里停留23分钟。你知道不知道安东尼・特罗洛普(Anthony Trollope) 这位作家？”［译者按：安东尼・特罗洛普(Anthony Trollope)，（1815-1882）英国小说家。出生于伦敦。他的第一部小说创作于1855年，题为The Wardon。晚期作品包括Phineas Finn（1869）和The Way We Live Now（1875）］

真没想到会在中国的沙漠地带遇上提出这种问题的女子！不过她讲话的声音倒还使人高兴。我确实也知道特罗洛普。她写的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生活和政治的小说一度曾经是我的所爱。

于是我说，“我知道。”

“太好了”，她说，一边看了看手上的表，“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有22分钟。我们来讨论他的作品吧，好吗？”

尽管我相当吃惊，但是她身上似乎有点儿什么逼着我照她所说的话做。接着我挖空心思，寻找记忆中特罗洛普的作品，尽我所知讲给她听。她一边听，一边笑。突然，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。“快”，她说，随手把我推上了车。“火车要开了。你得马上上车。”

但是，我像是刚从遐想中回到现实似地，对她说了声“不”。“你是谁？”我问她。接着又说了些傻乎乎的东西。“你真了不起。我一定得再次见到你。别走。请你告诉我你是谁。”

“别傻”，她说：“我什么也不是。”这时火车已经启动。我把一张自己的名片从车窗里丢出去。只见她忙不迭地从沙地里把它拣了起来。火车来到了一个拐弯处。我再也看不到她的人影。沙漠从这里正式开始。她像是根本不存在似的。她是一个幽灵。

我把这故事讲给乔治听。“中国人真了不起”，他说道。那天我一直想着这女子，晚上在梦里也见到了她。但是我们已经来到卡萨克斯坦，后来在西伯利亚整整呆了两个月。那女子给我留下的只是惊讶。

直到我回到香港的住所，收到她的一封来信。信的开头这样写道：

“亲爱的温彻斯特先生，我的名字叫邢永珍（译者按：根据英文名字Xing Yong Zhen翻译）。今年34岁。我就是你在Kuytun遇到的那个女子。你也许还记得我吧？”

我怎么会忘记呢？

“我过去是一名教师，后来同共产党的一名官员结了婚。我们有一个儿子。两年前我们被送到这块沙漠地来，在一个小镇居住。这地方十分可怕：又脏又乱。最糟糕的是，谁也不讲英语。英语是我的最爱。我只觉得自己像是要死去似的。

“一年前，铁路通到这里。虽然车站离我们家好几里路，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我都会骑着自行车，穿过沙漠，等候火车的到来。我敲打每扇车窗，问里面的人，‘你讲英语吗？’有时有的人会说一声‘哈罗’或简单的几个字。”

“今天我遇到了一个高个子。我问他说不说英语。你回答说‘说’。‘你知不知道特罗洛普？’你说知道。这样，整整半个小时――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高兴。我像是长了翅膀，要飞到天空中去似的。”

接着她问，“我们可以通信吗？”

就这样，我们成了朋友。但因为距离遥远，我们只能做柏拉图式的通信。我为她起了个英文名字，叫劳拉(Laura)。我们后来见过一次面，那是她到西安来看我。

五年以后，我写给她的一封信被退了回来：地址不详。我设法打电话，但是得到的电话录音十分简短：你要的号码并不存在。她又变成了一个幽灵。

直到今天，当我提笔写下记忆中的劳拉时，我才认识到，除了感情的因素之外，她对我来说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因为她代表着中国近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。劳拉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：她的国家已经不再闭关自守，盲目排外；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，为自己的优势――也因为与世隔绝――而妄自尊大(arrogant in its superiority and separatedness)。劳拉和其他数百万中国普通人一样，希望了解我们。他们是新的一代。

这些年来，我还和别的一些中国人交了朋友。我只能把他们称作“新的中国人”。其中一位名叫Gordon Cui。他是来自上海的一位聪明能干的工程师。20年前我帮助他来到美国读博士学位。最近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，在他把中餐送到我住宿的地方时重逢。我感到非常吃惊。但是他却平静地告诉我说，他已经读完了博士学位，也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白天的工作。但是他现在要赚尽可能多的美元，以便回到中国去。“我已经改变自己的梦想”，他说：“我觉得现在火炬已经传到中国。我要回到中国去，这样我可以成为新的未来的一部分。”

还有Freda Yu。1995年我在游览长江时她是我们的翻译。她现在在北京做营销。工作做得相当出色。不久前她对我说，“我们中国人眼睛总是向外。这样做带来的差别是惊人的。”她希望西方人能够来学中国的习惯和语言，也来钦佩她的人民。随着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北京观看奥运会，她的愿望正在开始实现。

至于劳拉，她愉快吗？自由吗？我并不知道。但是，我从自己所了解的她的个性来看，她一定没有问题。就像她的国家、她的人民一样。是的，我让自己放心：她经历过艰难的时期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，我感到最终她一定会挺好的。